被康熙评点为“天下清官第一”的张伯行(1651年-1725年)一生有三敬——敬身、敬德、敬民,这三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,在其为人、为官、为民各方面,我们都能见到张伯行努力坚守三敬之道。
以敬持身,要内外兼修。张伯行遵从父训读贤人志士之书,自幼恪守贤儒的敬身观念。张伯行尊崇南宋理学大家朱熹,其《近思录》等书日夜诵读,得出敬身要做到内外兼修的感悟。他非常认同“心术正乎内,威仪正乎外,则敬身之大体得矣”。在私塾读书期间,课间小憩时,与满屋追逐跑闹的同学异样的是,张伯行仍然是正襟危坐,举止庄重,全神贯注学习课业,宛然君子之行,做到了心术正乎内,威仪正乎外。由此,他得到了私塾老师赞其有儒者气象的好评。
进士及第后的七年漫长时光里,他专门打造了一座读书园,整日所思者乃谨身寡欲之道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为官任职后,张伯行更是在谨身寡欲方面下足了功夫,害怕因自己的疏忽而未能为百姓谋利,害怕属下的官吏仗势欺人、贪赃枉法而使百姓受了苦。张伯行在自著的《困学录集粹》中自问道:“善者,我果能有否?不善者,我果能无之否?”常思己过,故能防患未然。张伯行日夜扪心自问检视自身和毕恭毕敬为人处事的态度,让他能时刻保持清醒、保持警惕。
以敬修德,要躬行践履。古称不朽者有三:立德、立功、立言,在三者中,立德居于首位。张伯行一生著述颇丰,整理汇编贤儒著作五十余种,名为《正谊堂全书》。该书以“立德”开篇,张伯行采择名儒的金言警句,倡导养成高尚的品行和德操。为官先敬德,张伯行在其几十年的仕宦生涯中,极为看重官德的坚守与弘扬。张伯行在山东济宁任官期间,有人欲立功德碑以赞其治河才干,他敬重自身的道德节操,以“这不是惹得众人都嫉妒我”的一句话谢绝来者。任职江苏巡抚时,他同样看重自己的名节,以“一丝一粒,我之名节”“取一文,我为人不值一文”来拒绝四面八方的馈赠者。外地任官、兴办书院的日用开销,都算入张伯行自家的账目。张伯行上任不带家眷,日用饮食从不浮华,就是为了不断涵养节俭清廉的为官品德。
以敬养民,要始终如一。张伯行在尚未出仕为官时,就有一颗关心百姓疾苦的善心。在仪封老家发生灾荒时,他协助家人低价出售米粮,帮助乡邻度难。在一次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途中,遇到无人认领的尸体,他便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些钱,委托别人让其入土为安。在山东济宁为官时,百姓因饥荒而食不饱腹,看着百姓忍饥挨饿、叫苦连天的场面,他心里比刀割还痛,此时官府的仓库中并不是没有粮食,只是要等待层层审批,一时放不出来。张伯行知道等批文下来再开仓放粮,自己绝没有错,但百姓无法等待,他打开粮仓赈济百姓,后来有人指责他的专断行为,他以“仓谷重乎,人命重乎”这样一句话回答,使得对方哑口无言。
张伯行的心中放着一杆秤,老百姓是这杆秤上的定盘星。在一些贪婪官员搜刮民膏民脂,用以巴结上级时,张伯行说出“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,安能办此!”在江苏任上,他更是以“一厘一毫,民之脂膏”“宽一分,民受赐不止一分”的警言,打破那时的官场潜规则,使得前来送礼的官员自讨没趣,引得吴地百姓纷纷夸赞,称其为官“一清二白”。
从祀孔庙是古代官员的至高荣誉,这不仅是对其为官表现的肯定,更是对其人格的肯定。清朝仅有三位官员从祀孔庙,张伯行是其中一位。他恪守的三敬之道,启示我们要坚决守好自己的精神家园,常怀敬重之心,踏踏实实做事,老老实实做人,清清爽爽为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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